为人民歌唱的“中国之莺”

周小燕近照。摄影／殷淑荣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之际，周小燕在她上海的家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音乐教育事业是我生活的全部”

周小燕家的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她心爱的三角钢琴，墙上挂着她一幅大大的、足具风采正在演唱的木刻画像。当记者近距离欣赏年近百岁的周小燕时，不得不惊叹与她年龄对不上号的容貌和一种非凡的气质。她散发着明快、高雅，令人感到鼓舞的魅力，恬美，亲切，充满激情。既有知识女性的优雅、聪慧，还保持着像小姑娘一样的热情和率真。

1917 年8 月17 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父亲非常喜欢音乐，受其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935 年9 月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7 年，周小燕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家过暑假。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缝制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她参加武汉合唱团，用那独特的歌喉，在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1938 年，在同样酷爱音乐的父亲鼓励下，周小燕留学法国，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先是在巴黎，师从意大利籍男中音贝纳尔迪教授。后又受到许多著名声乐专家的指点，较熟练地掌握了法、英、意、德等多种语言的歌唱技巧。1945 年10 月，在巴黎国家大剧院以清唱剧形式演出歌剧《蚌壳》，引起西方瞩目。在英国演唱《长城谣》等中国歌曲，受到高度评价，被法国著名评论家杜弗誉为“中国之莺”。1946 年7 月，她先赴卢森堡，后又飞到了柏林、日内瓦、布拉格、华沙等地演唱，获得成功。1947 年10 月，周小燕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祖国。回国后，她往返演唱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武汉等地的剧场和电台，同时还为交通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作义务演出。建国后，她作为文化的使者，经常出访东南亚及东欧国家。

1949 年，周小燕踏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从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成为声乐系教授。从此，她的生命与学生联在了一起，音乐教育事业成为她生活的全部。

“学生是她生命中的唯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副院长魏松说。魏松是1973 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师从周小燕。他不能忘记，那时“动乱”没有结束，老师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在下课后把他和另一名学生罗魏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将耳朵贴近留声机，倾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这里开始得到西洋音乐的启蒙，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男高音”之一、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评委。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苏省艺术剧院院长顾欣说：“周老师这个人，就是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活的。”1989 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剧中心北上南京，与江苏省歌舞剧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剧《弄臣》。这是亚洲地区第一次上演这出世界歌剧精品。已经73 岁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练场。那天，她边后退边与学生说着戏，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诊断为大腿股骨骨折。这时候，大家都担心她受得了吗。她却自责给大家添麻烦，担心地说：“《弄臣》要弄勿好了。”她决定不离开南京，就在当地做手术。9 寸长的钢针打进了她的大腿内。没几天，她就将演员一个一个叫到了病房，一个一个地辅导。演出那天，她摇着轮椅来了，悄悄地在观众席边的走道上看。幕间休息，观众们发现了她，立即拥上来。演出结束，她被人们推上了舞台。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欢声一片。顾欣说：“这就是周老师，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1984 年夏，世界各地的247 名歌唱好手云集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争夺第三届国际歌唱家声乐比赛的桂冠。中国派出了4 名选手。作为领队与教练，周小燕与他们同行。过五关斩六将，中国选手全部站在决赛台上。最终花落谁手？当评委报出中国男高音张建一和中国女中音詹曼华同获第一名时，全场沸腾了。张建一是周小燕的学生。众目睽睽之下，他一下扑在了老师的肩上，他也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在颤动。贴着老师的耳朵，他激动地说：“老师，谢谢您，今天是我30 岁生日，我该怎样报答您啊。”张建一原来是浙江湖州玻璃厂的一名工人。是周小燕，将这位没有一点乐理知识的青年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歌唱家。

在周小燕一长串的学生名单中，先后获得法国第41 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的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他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紧张的心怦怦乱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地纠正。廖昌永学习十分刻苦，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母亲、朋友。因此，他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在众多演唱场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

周小燕从事音乐教育近60 年，桃李满天下。她至今还带本科生、研究生，每天都亲自上课。“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比如我得到这样多的荣誉，我总和他们说收支不平，我付出还太少，得到的太多。我在世的时间也有限了，现在只让我一天工作一个小时，教一个学生，我说可以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一天教两个吧！他们说不行。我这次住医院住了50 天，主要是累的。当然不单是教学生，还有开会，我觉得开会很累呀！不过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正像他们说的，我是人前一条龙，人后一条虫，你们走了我就不行了……”尽管这样，从不服老的周小燕却表示，“90 多岁是足球的下半场，还要踢进两个球：一是培养更多的老师和人才，二是要真正原创一部国人喜爱、走向世界的歌剧。我要为实现我的愿望继续努力前行……”

站在人民的一边，为人民歌唱

光阴荏苒，60 年过去了。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往事，周小燕仍然记忆清晰。她说：“我是湖北选上来的代表，我们组多数都是湖北人。有些人的湖北话用土话讲，坐在那里听他们讨论我听都听不懂，到后来慢慢地和他们熟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与周总理的见面。“1949 年，我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周总理一看见我就拉着我说：‘小燕，你有30 了吧？’我说：‘已经32 岁了。’总理还念念不忘地问起我弟弟德佑坟上立碑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给立碑。总理说：‘可以立个碑嘛。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会记得十多年前死去的一位普通革命青年，令我十分的感动。谈到为国捐躯的小弟，我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这次当上代表感到很惭愧。’总理鼓励我说：‘革命不在迟早，只要站在人民一边就好。你要好好向你弟弟学习。’周总理还多次鼓励我‘要做人民的音乐家，做人民的代言人，要人民喜欢你’。这些教诲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人生的信条。”

周总理提到的德佑是周小燕的最小的弟弟。他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周德佑和几位好友组建了拓荒剧团，宣传抗日。剧团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不久，剧团被改为抗日演剧七队，到抗日第一线演出。周德佑既演又编又导，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短短两个月里写了四个剧本，结果积劳成疾，年仅18 岁的小伙子累倒了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周德佑的告别仪式。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亲自到家里慰问，邓颖超在追悼会上为他题了“模范青年”四个字。

周小燕向我们讲述了和周总理同唱马赛曲的经历：“在一次招待会上，因为我是从法国回来的，周总理点名要我唱马赛曲。我虽然熟悉它的旋律，但歌词不记得了。当时我就只唱了前面一点歌词……”周小燕用法语唱出了前两句，接着讲述道，“……后面的歌词就不会了，但是总理整首歌的歌词都记得，他带着我把这首歌唱完了。回来以后我就找这首歌，并把它学会。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总理要我唱革命歌曲，唱人民喜欢的歌曲，做人民的歌手。他讲的都是人民、人民。我其他的不懂，但是这点我可以做到，站在人民的一边，为人民歌唱。这句话一直到现在都是我的座右铭。从那以后，我就是照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如果问我怎么被选上当代表，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因为那个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后来，我从波兰访问回来知道被选为人大代表。”

“我们湖北东北组的代表，都是我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人，李先念、董必武、李四光、杨献珍等，大多都是我爸爸妈妈的朋友。我在这里头完全是小辈，他们也都把我当下一辈的，都很关心我。最初开会我都是不讲话的，更不提建议，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想应该好好学习，这些人都很影响我，到后来慢慢才懂得如何参加讨论，如何当好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以后，我就决心一定要入党。周总理、李先念、董必武等人都是共产党人，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学习，和他们一起为人民工作。”

父辈的关怀

谈到父亲，周小燕满怀深情：“父亲对我一生的成长，影响非常大。记得1956 年3 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那天，让我讲话，但我就一直哭啊哭……到现在还记得，激动得不得了……我爸爸那时候在武汉，他听说批准我入党了，也激动得不得了，他也高兴地哭了一场……”说着，周小燕眼中充满了泪水，“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时，父亲也从武汉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也一直像父亲那样，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

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1917 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系，曾任汉口上海银行经理，湖北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华中化工厂、汉中制革厂董事长。1945 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曾资助中国共产党及新四军，与周恩来、董必武、陶铸等中共领导人关系深厚。解放后，周苍柏夫妇应邀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周苍柏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

“人代会上，都是远距离地听毛主席讲话，但是和周总理、邓大姐他们很近，有像父母那样的亲切感。我那个时候参加了土改，学了一首地主和农民到底谁养活谁的歌，是用上海话唱的。总理听说我会唱这个，在开大会的休息期间，一有空就说，小燕在吗？你唱唱。有的时候，大会期间搞些表演什么的我也唱这首歌。每年到北京参加人代会，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叫我们到家里去。那个时候，周总理住中南海，就是房间大一点，里头就是几个沙发、一张桌子，摆设很简单的。有的时候周总理在家，有的时候是邓大姐，张瑞芳、白杨、秦怡和我四个人一块儿去。通常都是晚上，有时候我们都睡了，一听说周总理回来了，马上从被子里跑出来。每次总理都是问问我们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有时吃点简单的夜宵。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说：‘我和你家里是两代的关系。’我说：‘那我该管你叫邓妈妈了。’但我还是跟着大家叫她邓大姐。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我爸爸是上海银行的经理，也在重庆。另外，我弟弟去世的时候，在家里开了个追悼会，总理、邓大姐、董必武他们都来参加追悼会。我父亲那个时候为党做了些什么工作，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看了档案记录才知道的。周总理逝世时，我如同失去了父亲一般，一下子痛哭得昏过去了。”

“1967 年，我父亲得了风瘫，不会走路了。李先念让我坐他的车，带我去医院看我父亲。我记得在车上他和我说：‘小燕啊，你可别跟你爸爸划清界限，他是个好人。’那个时候不是要跟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吗。”

周小燕的父亲把自己亲手创建占地600 多亩的海光农圃无偿捐给了国家，后更名为东湖公园。周苍柏在武汉被誉为东湖之父。周小燕讲述道：“李先念他们都到过东湖风景区，说这个地方不错。我爸爸说‘这地方本来就是给湖北老百姓周末时候去玩玩的，你们觉得好就捐给国家吧’。60 年代初我爸爸妈妈都来北京工作。我妈妈在国务院任参事。每年开会我都能在北京和他们相聚。”

幸福的婚姻

周小燕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有两个非常熟悉的人，他们是上海代表组的夏衍和贺绿汀。她回忆道：“1949 年，我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来自延安的贺绿汀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那时的贺绿汀，瘦瘦的，穿件粗布军服，剃个光头，朴实、亲切、和蔼。”

周小燕熟悉夏衍是因为他和贺绿汀是小燕结婚时的证婚人。周小燕的丈夫张骏祥是一位“集话剧和电影的编导、理论、批评、电影教育、行政管理于一身”的具有“十全武功”的特殊人才。他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先后编导了《翠岗红旗》《燎原》《白求恩大夫》等一系列优秀影片。

周小燕和张骏祥相识于20 世纪50 年代的印度之行。周小燕回忆道：“1950 年出访印度的文化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文化界的刘白羽、自然科学界的钱伟长和社会科学界的冯友兰、美术界的吴作人、电影界的张骏祥、汉学家季羡林、国际学家陈翰森等。我和张骏祥是代表团里仅有的两位单身男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去印度之前，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训练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相互有了了解，正式确定关系是在印度泰姬玛哈陵。我们1952 年5 月在上海结婚，男方的证婚人是夏衍，女方的证婚人是贺绿汀。我丈夫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记得往往是我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他也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

1996 年冬，相依相伴了40 多个春秋的爱人终于没能再陪小燕继续走下去。谈起去世的老伴，周小燕满怀深情地说：“他这个人很博大、丰厚，重情、重义，他给予我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张骏祥过世的近20 年来，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周小燕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全部精力献给了教学和歌剧事业。

今年3 月至5 月，原创歌剧《燕子之歌》分别在上海歌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以周小燕为原型，选取了她从银行家的大小姐远渡重洋成为享誉欧洲的“东方夜莺”，到毅然回国支持革命，投身祖国歌剧事业，成为桃李满园的声乐教育家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可歌、可敬、可爱的艺术家形象，赞扬了她为声乐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歌颂了她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学生的感人故事。谈到这部歌剧，周小燕对记者说：“写一部现代的原创歌剧，我说不要写我周小燕，就写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必须爱国，必须爱自己的事业，就是要像周总理讲的那样，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歌唱。现在我带的学生，首先要他们爱国……”

之前，记者一直好奇为什么年近百岁的老人会有如此的魅力，怎么会如此充满年轻的激情与活力。在听了她的讲述后，记者终于找到了答案：因为她有一颗水晶般的心。

(文／本刊记者 夏莉娜)